二、文明冲突及其表征下的西方中心主义困境人类在塑造文明进程中产生诸多哲思，从而构建起了文明的多元化表达，但文明多样性犹如硬币两面，一面成为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另一面也成为导致人权内涵差异的主要原因。
为了将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纳入中国自主法学体系的构建中，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刘作翔教授从研究法学学科的功能角度出发，严密地推导出了法学学学科存在的正当性。
从元法学问题出发，就是从最低限度的法学学术共识出发。这种学术范式的影响较为深远，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宪法学的研究内容仍然与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在知识上高度重叠，密不可分。还涉及国会、政府、法院、宪法法院等。由此可见，加强中国自主的法学话语体系建设，不仅出于完善法学研究体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要增强中国法学理论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特别是要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人类法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学科建设不等于学科体系建设，学术也不等于学术体系，有话语也并不意味着话语能够自成体系，体系化的话语应当是法学或法治思想的有效载体。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篇章之后，我国的法学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学科分类方法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讨论。根据《法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21年版）（以下简称《标准》）的要求，法学专业核心课程采取10+X分类设置模式。遵循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一般规律，建设中国自主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要研究三大体系的构成要素、要素结构以及功能，必须要严格区分体系要素与体系本身的价值特性。
为了详细说明法学学区别于法学的学科特性，他们把法学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系列：一是研究和界定法学本身的对象、范围、性质、任务、体系（分类和分科）、方法、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因此在《标准》中，1+10+X的课程体系与原来的10+X课程体系相比，课程体系构建的正当性并非仅仅来源于作为1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所传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指导思想地位。由法学这些分支学科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就叫法学体系。当前，法学教学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把1与10+X有机地结合起来，避免把1的课程内容与10+X割裂开来，这就需要从法学学的角度来探讨现有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的辩证关系。
沈宗灵先生曾指出：法学可以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两大类。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新篇章之后，我国的法学学科体系建设逐渐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学科分类方法论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讨论。
这是把法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由此可见，在中国法学界缺少系统化的法学学理论指导的背景下，区别于学科体系的学术体系在不同学科体系内部、在不同层面上都得到了探讨，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在法学研究中都得到了高度重视。在三分法知识结构中，法律史学和比较法学等都成了经验法学的内容。张放认为，要构建科学的法学话语体系必须要实现话语体系内部结构的均衡调整，即推进法学主流话语体系建设，还必须注意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改变目前政治话语系统一枝独秀、学术话语系统和大众话语系统相对滞后失语的失衡状况。
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形成了三科四学的知识体系，其中并没有法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法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一些人认为幼稚，幼稚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有学科无学问。为了将三大体系建设的要求纳入中国自主法学体系的构建中，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此，法学三大体系建设要真正在理论上自成一体，在实践中能够有效地指导法学理论研究，必须要以构建法学学为前提，三大体系之间的价值关系本质上属于法学学的理论范畴。
另一方面，必须在法学与法学相邻学科之间进行学科研究范围的划界。基本权论部分涉及基本权利的一般理论，包括基本权的概念、基本权的范围、基本权与法的特性、基本权的制度保障、基本权的主体、基本权的效力、基本权的竞合与冲突、基本权的限制、基本权的保护以及基本权的分类与体系。
事实上，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学说也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哲学的混合物，如以法为教，鞅少好刑名之学。很显然，关于法学学的学科性质的上述认识是混合型的：一方面，承认法学学是关于法学的科学。
它既不属于法理学，也不属于比较法学、法史学或其他部门法学。每个分支学科又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尽管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中国法学的指导思想长期引领着中国法学各学科的学术发展方向，但法学界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两张皮的学术现象。然而近年来，毋庸讳言在某种程度上，它在现存法学话语谱系中已经陷入到‘形强实弱的尴尬境地之中。该书不仅着重探讨了宪法的理论问题，而且还研究了宪法学自身的理论问题，注重划分宪法学与宪法学学之间的界限，认识到了发展宪法学学对于发展宪法学的重要意义，已经开始自觉地研讨与宪法学学术体系建设相关的基础性的法学学问题。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话语体系，关键是要解决中国法学理论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问题，要通过科学有效的话语体系向世界准确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法治故事，传播好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者：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所联合党委书记、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加强纪检监察学、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
还涉及具体的基本权，包括人的尊严与幸福追求权、平等权、自由权、人身安全与自由、精神安全与自由、私生活安全与自由、社会经济安全与自由、参政权、社会权、作为请求权的基本权以及国民的基本义务等。刑法典、诉讼法典在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的七部法律中得到了体现，而民法典直到2020年才正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在具体审查上，法院可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方面，可在审查过程中加入更为审慎的利益衡量。在郑晓琴诉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批准案[28]中，规范性文件将外嫁女排除在申请个人建房用地和安置人口之外，被认为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精神。
[21]参见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济行终113号行政判决书。[34]在事实法律混合问题的审查标准上，美国法院同样体现出强度的区分，其将专断与反复无常这一传统上只考察行政目标与手段之间最低限度关联的尊让性标准，发展为彻底且审慎的严格看待进路，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决定时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对其行为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并考虑可达成目标的替代方案，从而试图塑造一种能确保行政机关理性且公正地行使权力的司法审查过程。同时，相关立法也有继续完善的必要，包括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以及在《行政诉讼法》中设立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说明理由制度，以便为相关审查工作创造条件。这也给间接抵触审查的引入造成了障碍。
[14]参见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27行终6号行政判决书。如果对此回答为否，那么当相应的权利义务是由规范性文件加以设定时，仍有可能属于内容问题，抵触标准仍存在发挥作用的空间。
以魏煌生、魏尧生不服宁化县人民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案为例，[6]规范性文件在规章之外提出了房产继承人必须持继承权公证书办理登记的要求，法院以其与规章没有相抵触、相矛盾为由予以支持。前述评析中仅指出在此情况下，规范性文件不得违背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公平正义的原则，究竟如何对公平正义进行判断，仍需进一步的标准指引。
如果上位法中已经就相关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规范性文件超出上位法的范围，或是对上位法中的手段、幅度等作出改变，自然构成抵触。而对于手段明显无助于达成行政目的，或是存在区别对待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明显违背公平原则的规定，法院应认定为抵触。
裁量基准的制定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重要手段，行政机关在上位法的手段和幅度范围内制定基准，系依法行使行政裁量权的方式。此时由于上位法缺乏明确规定，直接抵触审查存在较大局限，法院可更多采用间接抵触审查来加以解决。类似地，逯峰与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纠纷上诉案从权利义务相对应和收支平衡的角度，评价了当地政府有关医保缴费年限规定的适当性，亦体现出利益权衡的色彩。[36]这种审查强度的划分也影响到了欧盟法院对比例原则的适用。
虽然具体划分上有所不同，但各国审查标准的强弱区分仍体现出一定共性。法院认为，频繁变更姓名有可能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并造成民事、商事等活动无序的局面，故判定该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其一，法院难以对规范性文件的创设性进行全面否定。而在王连山与如东县教育局行政确认案[24]中，当地政府自行制定对体育伤残人士的抚恤补助标准，法院一方面参照了民政部门对其他伤残人员的补助标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该标准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提高的情况，最终认定其没有明显违法或不当之处。
由于规范性文件在行政实践中往往承担着制定具体政策的功能，如何合理选择行政管理的手段，使其在能实现行政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以及在政策所涉及的不同利益之间达成平衡，是规范性文件制定中必须考虑的问题。此外，在《行政诉讼法》修订过程中，规范性文件的作用仍获得了相当的认可，[17]法院需要在不脱离我国行政现实的情况下，寻找到有效履行审查职责的方法。